一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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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第二天上午他起身比他妻子早。母亲要他在家多躺一天。他不肯。他说他精神很好，而且今天得去参加替周主任祝寿的公宴，他不去，同事们会以为他穷或者吝啬，会更加看轻他。母亲也放弃了她的主张。他陪着母亲吃了一碗昨夜剩下来的稀饭。母亲上街去买菜，他同她一块儿出去。那时树生还坐在书桌前化妆。
　　他们走出大门，母亲注意地看了他一眼，他不知道母亲怀着什么心思。两个人走了一段路，快要分手了，母亲忽然声音颤抖地唤着他说：“宣，你这样下去是不行的！……你要为家庭牺牲你自己了。”
　　他皱了皱眉，过了一两分钟才低声说：“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？你还不是一样吃苦？”
　　“可是她，她过得快活啊，上办公还要打扮得那样摩登，象去吃喜酒一样，”她忍不住爆发地说。
　　他低下头不出声。
　　“宣，我给你说，她跟我们母子不是一路人，她迟早会走自己的路，”她又说。
　　他停了半晌才回答一句：“她跟我结婚也已经十四年了。”
　　“你们那种结婚算什么结婚呢！”母亲轻蔑地说。
　　他觉得这句话很刺耳，心里不高兴，就闭紧嘴不再做声了。
　　母亲也不再说什么，他们分道走了。
　　他到了公司。还是钟老带着笑脸跟他打招呼。“你怎么不多休息一天？今天又来得这样早！”钟老说，一面用肥大的手摸自己发光的秃头顶。
　　“我没有什么病，我很好，”他笑答道。他在钟老的眼光和态度中看到了怜悯，那个老人在可怜他，可是他并不觉得受侮辱。他说了两句闲话，便走上楼去。
　　单调的工作又开始了。永远是那些似通非通的译文，那些用法奇特的宇句。他没有权修改它们，他必须逐字校读。他坐下不过一点多钟，就觉得背上发冷，头发烧。他不去管它。“就为了几个钱啊！”他不时痛苦地暗暗念着。他勉强工作到十二点钟。
　　他并不想吃什么，可是他对自己说：“我至少应该吃一碗饭，我没有生病啊。”他便走下楼去，在饭桌旁坐下，他果然吃完了一碗饭。碾过的平价米在平曰吃起来倒并不怎样难吃，今天却有点难下咽了。放下碗，他立在门前看街景，站了一会儿，他觉得毫无趣味，便回到楼上办公桌前去。
　　他坐在自己位子上随意翻了翻文件，又把看过的校样整理好。工友送了一封信来。他看信封上的字，便知道是小宣从学校里寄来的。他好象得到了一点安慰似的，轻轻吐了一口气。他把信拆开了：
　　
　　……先生说：物价高涨，我们这期收的图书费、伙食费都不够。
　　每个人还应该补缴三千二百元，说是多了以后还可以退回来。很多同学都缴了。我知道爸爸很苦，没有多的钱，不敢向爸爸要。不过先生又来催了，催得很厉害，说是不缴钱，今年不准参加学期考试。我只好向爸爸、妈妈要求。请爸爸、妈妈三天内把这笔钱寄到学校里来……

　　仅有的一点安慰也消失了。他的眼光停在那几行稚嫩的字迹上。“已经缴过两万多了，还要补缴，哪里来的钱！”他低声抱怨道。没有人注意他。
　　“学堂又不是商店，只晓得要钱怎么成！中国就靠那班人办教育，所以有这种结果！”他愤怒地小声骂道。信纸冷冷地躺在他的面前，不回答他。
　　“找树生商量，看她有没有办法，”他想道：“那么现在去。”
　　“现在不好，还是晚上罢，”他又想道，“她也许不在行里，我也累，不想多动。”
　　最后他把信纸折好放回在信封内，又郑重地把信封揣在衣袋里面。下半天的工作又开始了。
　　还是那些疙里疙瘩的译文，他不知道这是哪一个世界的文字。它们象一堆麻绳在他的脑子里纠缠不清。他疲乏极了。可是他不能丢开它们。他觉得浑身不舒服起来。他很想闭上眼睛，忘掉这一切，或者就伏在桌子上睡一觉。但是吴科长的严厉的眼光老是停留在他的脸上（他这样觉得），使他不敢偷懒片刻。后来他连头也不敢抬起了。
　　“天啊，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啊！我什么都忍受！什么人都欺负我！难道我的生命就该被这些纠缠不清的文字销磨光吗？就为了那一点钱，我居然堕落到这个地步！”他心里发出了这个无声的抗议。
　　然而没有用，这种抗议他已经发过千百回了。但是谁也没有听见，谁也不知道他起过不平的念头。当面也好，背后也好，大家喜欢称他做“老好人”，他自己也以老好人自居。好几年都是这样。
　　“就是最近几年的事。我以前并不是这样的。以前，我和树生，和我母亲，和小宣，我们不是这样地过活的。完了，我一生的幸福部给战争，给生活，给那些冠冕堂皇的门面话，还有街上到处贴的告示拿走了。”他的眼光不停地在校样上面移动，他的思想却在另一个地方。
　　“我这是什么思想！我怎么改变到这个地步！贪生怕死，只顾自己！”他又这样地责备自己。但是过了一会儿，他又止不住要想：“要是胜利早一点到来，我应该有办法改善我们的生活。……但是曰本人已经深入广西……他们还说要攻取贵州——”
　　他不敢再往下想。事实上他也不能往下想了。他头痛得厉害。他拿左手按住他的前额，他还在发烧。发烧，没有关系，近年来他常常在下午发烧，他已经习惯了。反正他不会这么早就死去。况且他也没有考虑死活问题的余裕。那一对严厉的眼睛老是这么凶恶地望着他。“为什么要这样欺负我？至多我不吃你们这碗饭就是了，我哪一点不及你们！”他曾经这样想过。但是他离开这个吃饭地方，又到哪里去呢？他在这个山城里没有一个居高位或者有势力的亲戚朋友，这个小小位置还是靠了一位同乡的大力得来的。那是在他失业三个月、靠着妻子的薪金过活的时候。那位对他有好感的同乡已经到别的省份去了，他的唯一的希望也失去了。
　　“为了生活，我只有忍受，”他常常拿这句话来答复他心里的抗议，现在他又拿这句话来对付他的解决不了的问题了。
　　好容易熬到了五点钟。他停止办公，倒在靠背椅上养养神，准备到广州大酒家去参加宴会。周主任是广东人，所以同事们今天挑选了一家广东菜馆。他到那里的时候，周主任和别的同事都到了，还没有入座，说是在等候总经理。大家在灯光明亮的厅子里兴高采烈地谈笑。只有两个人不讲话。他自然是其中的一个。他躲在一个角落里，缩在一把椅子上，用茫然的眼光望着众人，偶尔端起杯子喝一两口茶。
　　等了半点多钟，总经理坐着汽车来了。他一年中间见不到这位瘦得象猴子一般的大人物几面。大人物点着一根手杖庄严地走进来，众人一窝蜂地拥上去迎接，他多少带点惶恐地跟在大家后面。总经理带笑地道歉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来迟了。”
　　“不迟，不迟！我们也是才来！”许多声音一齐说。他没有作声，他不想跟那位大人物讲话，那个人连看也不看他一眼。别的同事们好象也忘了他的存在似的，仍旧把他抛在角落里。
　　摆好了两桌酒席。就座的时候，大家客气地让坐，他默默地远远站着，那几个地位跟他的差不多的同事都有说有笑地坐定了。还是钟老招呼他过去，钟老给他保留了一个座位。
　　别人喝酒吃菜，兴致非常好。总经理和周主任坐在另外一席。他这一桌的同事们都过去敬了酒，就只有他一个人不曾去。除了钟老，谁都不理他，连小潘今天也不肯跟他讲一句话。他看不惯大家对总经理和周主任巴结的样子，那些卑下的奉承话使他发呕。这个环境对他太不相宜了，尤其是在这个时候，他多么需要安静。他们并不需要他，他也不需要他们。也没有人强迫他到这里来。可是他却把参加这个宴会看作自己的义务。他自动地来了，而来了以后他却没有一秒钟不后悔。他想走开，但是他连动也不曾动一下。
　　他一直是埋着头默默地喝酒。钟老偶尔对他讲两三句话，他也只是唯唯地应着。说是因为禁酒的缘故，茶房把黄酒斟在茶杯里冒充茶，免得警察来打麻烦。他现在真的把酒当作茶来喝了。没有人向他劝酒，可是他自己喝了好几杯。他知道自己酒量差，他想喝醉，想使脑筋糊涂，但是一直到席终他还是十分清醒。周主任却醉得只会傻笑，接连讲着一些不合身份的话。他趁着众人吵闹地纠缠在一起似乎在准备游艺节目的时候，一个人偷偷地溜走了。
　　他走出菜馆，到了冷静的街上，觉得有点冷，但是呼吸舒畅多了。他大步走着。
　　他急急地走到了家，欣慰地对自己说：“我还以为今天会生病，现在倒没有事了。”他上了楼。他的房门微微开着，母亲坐在方桌前做衣服，只有她一个人在等候他。房里没有树生的影子。
　　“你回来了？”母亲问道，她抬起头亲切地对他笑了笑。
　　“是，妈，”他答道。眼光还在找寻另外一个人。
　　“你今天没有不舒服罢。我倒担心了一天，我看你早晨出去的时候脸色不大好，”母亲说，就把手里的东西放在桌子上，又把眼镜取下来，揉了揉眼睛。
　　“我很好。妈，你不休息一下？晚上还要做东西？”他说。
　　她拿起刚才放在桌上的东西给他看：“我在给你做一件汗衣。今天理箱子，找出一段平价白布来。我看你汗衣短裤破得实在不象话，趁着我还能够动针线的时候给你做两套换一下。”
　　“妈，你也不能太累啊。这些东西缓点做也没有关系，”他感动地说：“我那两身旧的总还可以穿三五个月，以后我还可以买新的。”
　　“买新的？你那几个钱的薪水哪里买得了？这两年你连袜子也没有买过一双。你脾气也太好了。要是没有我累着你，你或许不会苦到这样。你从不想到你自己。这几年来你瘦得多了，看起来你好象过了四十岁的人，白头发也有了好多根了，”母亲说着，眼圈也红了。
　　“妈，你不要老想这些事，在这个年头谁不是过一天算一天，能够活下去就算好的了，”他叹了一口气说。“她没有回来过？”他忽然问一句。
　　“她，你说树生吗？她回来过，又出去了，说是行里有什么事，十点钟一定回来，”母亲答道。但是她马上又改变了语调添上两三句：“你看，就是她一个人舒眼。家里事她什么都不管。一天就在外面交际。”她忽然望着他，关心地说：“你今天又吃了酒了，吃得不多罢？你身体差，不宜多吃酒啊。”
　　“我喝得不多，”他答道，又叹了一口气。他觉得不舒服极了，头晕，心和喉咙都象被什么东西在搔着一般。他打算去倒一杯开水来喝，刚走一步，身子就向右边歪了一下，仿佛要倒下去似的。他连忙站定，但是身子又接连摇晃了两下。
　　“你怎么啦？”母亲惊问道，便站起来。
　　“我喝了两杯酒，”他勉强笑了笑。母亲走到他的身边要搀扶他。他摇着头让开身子，接连说。“不要紧，不要紧。我没有醉。”
　　“那么你早点睡罢，”母亲说。
　　“不，我不想睡，我要等她回来。”他说着，在书桌前那把藤椅上坐下了。
　　“你要等她？你晓得她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　　“你不是说她十点钟回来吗？”他反问道。
　　“她的话相信不得。你还是睡罢。”
　　“好，我睡，我先躺一会儿也好，”他说着就站起来。
　　当——当，——当——当，当——当。预行警报的钟声响了。
　　“警报啰。妈，你躲一下罢，我今天不想走，”他说，走到床前，在床沿上坐了下来。
　　“你不走，我也不走。你还是躺一下罢，横顺还没有放‘空袭’，”母亲镇静地说。
　　整个楼房里本来相当安静，现在突然活动起来了。到处都是人声，脚步声，还有关门的声音。街上有人在跑，还有更多的人在叫唤，在讲话。
　　“XX，你不走啊？”隔壁有人在大声问。
　　“我不走，敌机不会来，何必多此一举，”另一个人答道。
　　“这两天快打到贵州来了，说不定敌人会来一次大轰炸，至少可以扰乱人心。我得到银行界的消息，昨天贵阳炸得厉害，连报上都不敢登。我劝你还是去躲一下罢。”
　　“那么出去走走也好，我们就一路走。”
　　接着是关门和走路的声音。虽然中间还隔着一段走廊，但是薄薄的木板壁很容易传声。他们的谈话被这母子两个人听见了。
　　“妈，你还是走罢，”他恳求道。
　　“不要紧，现在才是预行，”母亲慢慢地回答。
　　过了几分钟，空袭警报的汽笛声突然尖锐地响起来。
　　“妈，走得了，”他催促道。
　　“我等到放‘紧急’再走，”母亲答道，她仍旧安静地坐着。
　　“我看还是早点走好，迟了怕来不及进洞了，”他有点着急地说。母亲不曾回答。他忽然站起来，又说；“那么我们一块儿走罢。”
　　“敌机不见得会来，走一趟太吃力，我看还是等到放‘紧急’再走好，”母亲固执地说。他不作声了。母亲又说：“就是炸死了，也没有关系。我们象这样过曰子，还不如炸死好。”
　　“妈，你不要这样说，我们没有抢过人，偷过人，害过人，为什么我们不该活呢？”他悲愤地说，他又在床沿上坐了下来。
　　门推开了，一个女人走进来。“你们还没有走！”树生惊喜地说。
　　“你不去躲警报，怎么还跑回来？”他站起来迎着她问道。
　　“我回来给你送防空证的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你的防空证也放到我手提包里面了，刚才发觉了，特地赶回来送给你，”她含笑说道，一面打开手提包，拿出一张卡片递到他的手里。
　　他感激地对她笑了笑，接过防空证揣在衣袋里，又从那里拿出一封信来。他说：“其实我还没有想到防空证上面去。要是不发紧急警报，我们就不躲了。”
　　“现在走罢，”树生含笑地催他：“早点进防空洞好些，”她又望着母亲说。
　　“我不走，我不信就会炸死，”母亲板起脸赌气似地说。
　　树生碰了钉子，怔了一下，但是马上又装出笑脸对他说：“你呢，你也不怕死吗？”
　　“我很累，我不想走，”他疲倦地答道。
　　“那么我一个人走了，”她仍然装出笑脸说，便掉转了身子。
　　“树生，”他想起手里捏的一封信便唤了一声。
　　她回转头来。他把捏信的手伸向她，一面说：“小宣来的信，他们学堂又要他补缴三千两百块钱。你看罢。”
　　她走回来，接过信封，取出信笺来看了一遍。她用轻快的声音说：“好的，我明天给他寄三千五百块钱去。”她把信放在手提包里，又往外面走。
　　“你不为难吗？”他问了一句。
　　“不要紧，我可以向行里借。我总比你有办法，”她不在乎地答道，接着又问他一次：“你不去躲吗？”她看见他在迟疑，就一个人匆匆地走出去了。
　　“你看，她好神气，也是你才受得了！”母亲气愤地说。这时高跟鞋的声音还在走廊上响。
　　“不过小宣的学费也亏她。不是靠她，小宣早就停学了。我这个爸爸真不中用，”他叹息地说。
　　“要是我，我宁肯让小宣停学，”母亲咬着牙说。
　　他觉得有一口痰贴在他的喉管上，他用力咳嗽，想把痰咳出来。
　　“我给你倒杯开水，你忍住一下，”母亲说。等到她把开水端来，他已经把痰吐在地上了，不仅地上，他的左手背也溅了些。他看见疾里的血丝，心中一冷，连忙把手背在衣服上擦，又用脚把地板上的痰也擦去了。
　　“好罗，咳出来就好了，”母亲安慰他说，一面把杯子递给他。
　　他接过杯子，大口地喝了几口，然后勉强装出笑容，回答道：“是，我现在好多了。”他把杯子放到方桌上去，又说：“我累得很，我想睡一会儿。”
　　“那么你不要脱衣服啊。万一放‘紧急’，跑起来也方便些，”母亲叮嘱道。
　　他含糊地答应着，已经走到床前和衣倒下来了。就在这一刻，他的精神和体力似乎完全崩溃了。在昏迷中他觉得母亲来给他盖上了棉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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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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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他不肯让母亲和妻子知道他吐血的事。第二天他居然支持着到公司去办公。晚上睡得不好，精神相当差。仍旧是那单调的工作和纠缠不清的译文，周主任的厌恶的表情、吴科长的敌视的眼光和同事们的没有表情的面孔。他忍受着。他捱着时刻。他的心并不在纸上。他也弄不明白自己究竟校出了多少错字。听见开饭的铃声，他放下笔，轻轻叹一口气，他仿佛就是一个遇赦的犯人。他的胃口还是不好，他吃得少，也不讲话。他觉得全桌的眼光都带着怜悯在看他，他不安起来。好容易放下碗，他又象得救似地嘘一口气，离开饭桌。他不敢看旁人，也没有谁理他。
　　他回到楼上，又在办公桌前坐下。他并不看校样。还没有到办公时间，他用不着多耗费他那有限的精力。他的眼光茫然地朝四处看。除了白茫茫的一片外，他似乎什么也看不见。他疲倦，脑筋也较往曰迟钝，眼皮渐渐地往下垂，头越来越重。他睡着了。
　　同事们的笑声惊醒了他。他连忙坐正。脑子里还装了一些古怪的影子。他从悲欢离合的梦中醒过来了。他还有一种怅惘的感觉。
　　办公时间近了。周主任和吴科长都不在，同事们高兴地讲着笑话。忽然一个同事提起战局，另一个同事跟着报告昨晚得到的消息。空气立刻紧张起来。曰本人不停地向这里前进，没有人挡住他们。据说敌人已经到了宜山。
　　“报上都没有说，你知道！不会有这样快！”汪文宣暗暗地驳斥道，但是他只敢在心里说。
　　“不见得罢。怎么你的消息倒这样灵通？报上还说这两天前方战况很好，”小潘插嘴说。
　　“你相信报纸？你晓得报上每天有多少检查扣掉的新闻？”那个消息灵通的同事反驳道。
　　“是啊，这两天情形的确不妙，我有个亲戚在贵阳住家四年了，现在也要把全家搬过来，”另一个同事说。
　　“这算什么！我有个朋友已经定了飞机票就要搬家到兰州去罗。要逃索性彻底一点，”又一个同事说。
　　“所以我们公司要搬兰州，这就是彻底啊，”消息灵通的同事说。
　　“你去吗？”小潘问道。
　　“我去？恐怕公司不会要我们这班小职员去罢。你还存这个希望吗？”消息灵通的同事说。其实这个同事不能算是小职员，他是出版科的科员，进公司时间久，底薪也比汪文宣的高得多。
　　“不要我们，总得发一笔遣散费。多支三个月薪水也好，”小潘满不在乎地说。
　　“三个月？我看至多也不过两个月。拿到那一点钱有什么用？逃难不够用；不逃难更不够用。况且这种半官半商、亦官亦商的机关——”消息灵通的同事说到这里，听见楼梯上的脚步声，连忙咽下以后的话，同时做出一个可笑的怪相。
　　周主任来了。整个楼面立刻静下来。小潘也悄悄地回到楼下去。下半夭的工作开始了。
　　汪文宣不出声息地坐在办公桌前。他觉得自己还是在梦中。他的眼睛看不见面前摊开的校样。同事们的谈话占据了他的整个脑子。逃难，……遣散，……这不就是他的毁灭吗？还有他的家庭。……湘桂撤退的惨剧，他从别人口中听到的一切……他又是一个这么不中用的人！……要是真的到了那一天……？他一身发冷。他不敢再往下想，却又不能制止自己。他越想，心越乱。他翻过了两张校样，却没有把一个字装进脑子里去。工作，他已经不关心了。周主任的表情和吴科长的眼光，他也不再关心了。他仿佛听见一个熟习的声音在他的耳边说。毁灭！他被人宣告了死刑。他没有上诉的心思。
　　他昏昏沉沉地过了半点钟光景。他觉得周身不舒服，头忽然发起烧来。头有点晕。几分钟，十几分钟，半点钟，一点钟以后，热度还没有退。“一定是肺病，我昨晚还吐过血！”他断定道。“没有关系，我反正要死。”他安慰自己。心稍稍安定了。他不再象先前那样地害怕了。他却另有一种凄凉的感觉。
　　“我死，我一个人死，多寂寞啊，”他想着，他恨不得马上跑回家中，抱着母亲，抱着妻，抱着小宣痛哭一场。
　　到下班的时候，他已经不发烧了。他觉得精神稍微好一点，慢慢地走回家去。
　　母亲在家里煮好饭等待他。她用慈爱的调子同他谈话，问他这一天的工作情形。吃饭的时候，母亲谈起树生，又发了一通牢骚。他唯唯地应着，他觉得母亲的话有道理，同时又觉得树生并没有错。
　　“晚饭她既然不在行里吃，就应该回家来吃。你亲眼看见的，她一个月有几天在家？不是去找情人还有什么事！”母亲收抬饭碗的时候，终于忍不住这样地直说了。
　　他不作声。他不相信母亲的话。但是母亲的话使他痛苦。永远是这样的控诉，仇视。“为什么不让我安静？既然你爱我，为什么不也爱她呢？你知道我多么离不开她！”他想道。但是他不敢把这答话说出来。“离不开她”四个字伤了他自己，使他感到寂寞。寂寞中又夹杂了一点焦急不安。他默默地站起来，轻轻咬着嘴唇，在屋子里走了几步。
　　“你没有事，要不要去看电影？我们究竟是读书人，再穷也该有娱乐啊，”母亲做完事情，过来对他说。
　　“我累得很，不想出去了，”他懒懒地答道。过了半晌，他又带着苦笑加上两句：“现在读书人是下等人了。看电影看戏，只有那班做黑货白货①生意的人才花得起钱。”
　　
　　①黑货：指鸦片烟；白货：指大米。

　　树生推开门进来。
　　“你吃过饭吗？”他惊喜地问道。
　　“吃过了，”她含笑地答道：“我本来想赶回家吃饭的，可是一个女同事一定要请客，不放我回来。今天行里出了一件很有趣的事，等一会儿告诉你。”
　　“她笑得多灿烂，声音多清脆！”他想道。可是母亲只含糊地应一声，就走进小屋去了。
　　她换衣服和鞋子的时候，电灯忽然灭了。他慌忙地找寻火柴点蜡烛。
　　“这个地方真讨厌，总是停电，”她在黑暗中抱怨道。
　　蜡烛点燃后只发出摇曳的微光。满屋子都是黑影。他还立在方桌前。她走过来，靠着方桌的一面坐下。她自语般地说：“我就怕黑暗，怕冷静，怕寂寞。”
　　他默默地侧过头埋下眼光看她。过了几分钟，她忽然抬起头望着他，说：“宣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讲话？”
　　“我怕你累，你休息一会儿罢，”他勉强做出笑容答道。
　　她摇摇头：“我不累，行里工作不重，我们又比较自由，主任近来对我很好，同事们都不错。就是——”她停顿一下，忽然改变了语调，皱了一下眉头。“我在外面，常常想到家里。可是回到家里来，我总觉得冷，觉得寂寞，觉得心里空虚。你近来也不肯跟我多讲话。”
　　“不是我不肯讲话，我怕你精神不好，”他惶恐地分辩道。这不是真话，事实是：他害怕讲多了会使她不高兴，并且每天他和她见面的时候并不多。
　　“你真是‘老好人’！”她带笑地责备道。“我一天精神好得很，比你好得多，你还担心我！你就是这样一个人：常常想到别人却忘了你自己。”
　　“不，我也想到自己，”他笨拙地辩道。
　　母亲的房里没有声息，烛光摇晃得厉害，屋角的黑影比先前更浓。从二楼送来一个小孩的咳嗽声和哭声。窗外索索地下起小雨来。
　　“我们打两盘bridge罢，”她忽然站起来，兴奋地提议道。
　　他很倦，他不想玩“桥牌”。可是他立刻答应了，并且去把纸牌拿来，放到方桌上。他坐下来洗牌发牌。
　　他看得出来她的兴致愈来愈差。他自己对玩牌更少兴趣。刚玩了两副，她忽然厌倦地站起来说。“不打了，两个人打没有趣味。而且看不清楚。”
　　他默默地把纸牌放进盒子里，低声叹了一口气。他注意到烛芯偏垂在一边，烛油流了一大滩在方桌上。他找着剪刀，把烛芯剪短了。
　　“宣，我真佩服你，”她站在方桌前看他做着这一切，忽然用激动的声音说。他惊讶地抬头望着她，不明白她的意思。“你真能忍耐，什么你都受得了，”她带着抱怨的调子继续说。
　　“不忍受又有什么办法？”他带着凄凉的微笑答道。
　　“那么你预备忍到什么时候？”
　　“我不知道。”
　　“我烦得很。宣，你说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，才可以不过这种生活？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过得好一点？”
　　“我想，总有一天，等到抗战胜利的时候——”
　　她不等他说完，便摆了摆手打断他的话头：“我不要再听抗战胜利的话。要等到抗战胜利恐怕我已经老了，死了。现在我再没有什么理想，我活着的时候我只想活得痛快一点，过得舒服一点，”她激动地甚至带点气愤地说。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。
　　过了半晌他才吐出一句话：“这要怪我没有出息。”这句话是用痛苦和抱歉的调子说出来的。
　　“怪你有什么用？只怪我当初瞎了眼睛，”她烦躁地说。话刚出口，她的心就软了，但是她要咽住话已经来不及了。每个字象一根针似地刺进他的心。他捧着头，默默地用他的十根手指抓他的头发。她连忙走到他的身旁，温柔地说：“原谅我，我的心乱得很。”她把他的右手从头上拿下来，紧紧地捏在自己的两只手里，捏了许久。她忽然觉得一阵心酸，便放开了它，走到窗前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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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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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他继续过着这样的平凡、单调而痛苦的曰子。是什么一种力量支持着他那带病的身体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。他每天下午发着低热，晚上淌着冷汗。汗出得并不太多。他对吐痰的事很留心，痰里带血，还有过两次。他把家里人都瞒过了。母亲只注意他的脸色，她常说：“你今天脸色又不好看了。”他照例回答她：“我觉得倒还好。”母亲痛苦地看他一眼，也不再说什么。她不会知道他的心。有一次妻在旁边听见母亲讲起他脸色怎样的话，妻冷冷地插嘴说：“这两年来他脸色哪一天好看过！”妻说的是真话。但是妻也不知道他的心。关切，怜悯——她们能够给他的就只有这一点点。母亲似乎比妻更关心他，母亲似乎更少想到她自己。但是连母亲也减少不了他内心的痛苦。
　　“活着好，还是死好？”他常常偷偷地想着，尤其是在办公的时候。他觉得“死”就在前面等他。周主任的表情和吴科长的眼光似乎在鞭策他走向着“死”。他回到家中，母亲的关心和妻的怜悯并不曾给他多大的安慰。母亲喜欢诉苦，妻老是向他夸耀丰富的生命力，和她的还未失去的青春。他现在开始害怕看母亲的憔悴的愁容，也怕看妻的容光焕发的脸庞。他变得愈不爱讲话了。他跟她们中间仿佛隔着一个世界。她们关心地望着他或者温和地跟他谈话的时候，他总要在心里说：“你们不了解。”她们的确不了解。她们也许觉得他有时会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她们，但是她们并没有特别担心。母亲或许担心，可是她的叮嘱和询问（叮嘱他小心身体，问他是不是有病）反而增加他的害怕和痛苦。“她就要看出来了，”他对自己说，他更加小心起来。有一次母亲谈起他的身体，妻立刻接口说：“让他到医院去检查一下。”妻还掉过眼睛来看他，这次是真诚的要求：你去一趟罢。“我很好，我很好，”他慌张地答道。“去检查一次究竟稳当些，”妻说。他不直接回答她，停了片刻，他才有气无力地自言自语：“现在看病吃药住医院都要花钱。象我们这种人只要有饭吃，就算是有福气了。他们说湘桂路上不晓得饿死多少人。”
　　母亲愤愤不平地叹了一口气。妻想了想，才说：“说不定有一天我们也会象他们那样。不过我们活着的时候，总得想办法。”她皱着眉头，脸上掠过一个阴影。但是阴影立刻散去了。她的脸上不留一点忧郁的表情。
　　“想办法？我看拖到死都不会有办法，前年说到去年就好，去年说到今年就好，今年又怎么说呢？只有一年不如一年！”母亲终于在旁边发起牢骚来了。
　　“这要怪我们这位先生脾气太好罗，”妻带了点嘲笑的调子说。
　　母亲变了脸色，接着说：“我宁肯饿死，觉得做人还是不要苟且。宣没有一点儿错。”
　　妻冷笑了两声，过了两三分钟又自语似地说：“我看做人倒不必这样认真，何必自讨苦吃！”
　　“这是我甘心情愿。无论如何，做一个老妈子，总比做一个‘花瓶’好，”母亲气冲冲地说。
　　“妈，不要说了，树生的意思其实跟你的并没有不同，”他连忙插进来劝解道，他害怕再听她们的争吵。
　　“不同，完全不同！”妻挣红脸用劲地说。“现在骂人做‘花瓶’，已经过时了……”
　　“树生，你不要多说。都是我不好，连累大家受苦，也怪不得妈，”他着急地向妻央求，拉开她。他又低声对她说：“妈上了年纪，想不通，你让她一点罢。”
　　“哪里是她想不通，明明是你想不通！”妻气恼地骂他，但是声音不大，她坐到床沿上不再作声了。
　　“当然啊，现在人脸皮厚了，什么都不在乎了，”母亲还在一边嘲骂道。
　　他正要过去安慰母亲，忽然听见有人在唤“汪先生，汪太太”。他吃惊地向房门那边看去。隔壁的张太太苍白着脸立在门前。
　　“张太太，请进来坐，”他连忙招呼道，妻和母亲也跟着向那个女人打招呼。
　　“汪先生，你看这里不要紧罢？我真害怕，要是逃起难来，我们外省人简直没有办法，”张太太刚刚坐定，便惊恐地睁大两只眼睛说。
　　他没有答话，倒是妻先说了：“我看不要紧。外面谣言很多，我就不去理它。”
　　“谣言？你听到什么谣言？”他惊问道，他的心突然跳得很厉害了。
　　“说是曰本人已经到了南丹，逼近贵州了。行里同事都是这么说，”妻相当镇静地回答。
　　“我听说已经进了贵州啊。我们张先生的机关在准备搬家。不过我们小职员是跟不去的。以后怎么办呢？汪先生，你是本地人，你要照料我们啊！”张太太用了惊恐、焦急的声调央求他。
　　他心里想：你还找我，我自己都没有办法！可是他却答道：“好，我一定帮忙。”
　　“我们想到乡下去躲一下，最好你们去哪里，我们也一起去，”张太太又说。
　　“现在就去躲？还早罢。张太太，你不要怕。到那个时候总可以想办法，”妻微笑地安慰那个带病容的年轻女人。
　　“我就是说，将来万一要逃难……汪太太，汪先生，老太太，谢谢你们啊，谢谢你们啊。我去告诉我们张先生。他听见也就放心了，”张太太站起来，说着感激的话，脸上露出一丝笑容。
　　“多坐一会儿罢，”妻挽留道。
　　“不坐啦，不坐啦，”张太太一面说一面往房门外走。
　　客人走后，房里三个人沉默了两三分钟，母亲忽然发问：“宣，真的要逃难吗？”
　　他的心跳得厉害，他不敢回答。
　　“不会的，不会坏到这样，”妻接嘴说，她的脸上现出平静的笑容。
　　但是第二天妻下班回来，就皱着眉头对他说：“今夭消息的确不大好，说是连独山也靠不住了。又说贵阳天天有警报。”
　　“那么我们怎么办？”母亲张皇地插嘴问道。
　　“除了等着曰本人打过来，也没有别的办法，”他断念似地说，又凄凉地笑了笑。他并不害怕，他只有一种疑惑不定的感觉。死，活，灾难对他并没有什么区别。要来的事反正会来，他没有力量挡住它。不来的，更用不着害怕它。
　　“我们不能等死啊，”母亲焦急地说。
　　妻怜悯地笑了：“不会到这样地步。该走时大家都会走开。今天还有个同事约我到乡下去暂进一下，说是怕敌人来个大轰炸。我也没有答应。”
　　“你自然比我们有办法，”母亲生气地嘲讽道。
　　“也许罢，我高兴走的时候，我总走得了，”妻故意做出得意的神气答道。
　　“可是小宣呢？可是小宣呢？我跟宣两个人你可以不管，小宣是你亲生的儿子，你不能丢开他啊！”母亲挣红脸，大声说。
　　他的眼光轮流地望着这两个女人的脸。他想说：“我都要死了，你们还在吵！”可是他不敢说出来。
　　“小宣有学校照顾他，用不着你们操心，”妻冷冷地说。
　　“好的，这样你可以跟着男朋友到处跑了。我从没有见过象你这样的妈！”母亲咬牙切齿地骂道。
　　“对不起，我不是你那样的人，我也不想活到你那样的年纪，”妻开始变脸色，大声回答。
　　“树生，你就让妈多说两句罢，都是一家人，何必这样？说不定过两天大难一来，大家都会——”他忍耐不住，终于痛苦地高声说了。他觉得头痛得厉害，便闭上嘴咬紧了牙齿。
　　“我并不要吵，是你母亲吵起来的，你倒应该劝劝她，”妻把头偏向一边，昂然说。
　　“我不要听你那些花言巧语，”母亲指着妻骂道。
　　“你们吵罢，你们吵罢，”他气恼地在心里说。她们的声音在他的脑子里撞击，他觉得他的头快要炸开了，他再不能忍耐下去他默默地走向房门。她们不理他。他走出门，一口气跑下楼去。
　　他走在人行道上，脑子里还是乱哄哄的。夜的寒气开始洗他的脸，他的脑子渐渐地清醒了。
　　“到哪里去呢？”他问自己，没有回答。他无目的地走着。他又到了那个冷酒馆的门前。
　　“你应该使自己忘记一切，”好象有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说。他朝那个小店里面望。桌子都被客人占据了。只有靠里那张方桌比较空，只坐了一个客人，穿一件旧棉袍，头发长，脸黑瘦。那个人埋着头喝酒，不理睬旁人。“我去拼个位子，”他低声自语道，就走进去，在那个人的对面拉开板凳坐下来。
　　“来一杯红糖！”他大声说。堂倌送来一杯酒。他马上端起杯子，大大地喝了一口。酒进到肚里，一股热气冒上来，他受不住，打了一个嗝。
　　“文宣，”对面那个客人忽然抬起头来看他，唤他的名字。他呆呆地望着那张带病容的黑瘦脸，一时认不出是谁来。
　　“你认不得我？你吃醉了吗？连老同学——”那个人痛苦地笑了笑。
　　“柏青！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！”他睁大眼睛，吃惊地说，打断了那个人的话。相貌全变了，声音也哑了，两颊陷进那么深，眼里布满了血丝。围着嘴生了一大圈短短的黑胡子。“你做了什么事？还不到一个月！”他问着，他有点毛骨悚然了。
　　“我完了，我已经死了，”那个人嘶声回答，还勉强做出笑容，可是他笑得象在抽筋似的，牙齿黄得可怕。
　　“不要这样说，柏青，你是不是生过病？”他关心地问，他忘记了自己的苦恼。
　　“病在这里，在这里！”那个人用手指敲着前额说。
　　“那么，你不要喝酒了，快回家去休息，”他着急地劝道。
　　“我要吃，吃了酒才舒服啊，”那个人狞笑地答道，却并不去动面前的酒杯，那里面还有大半杯酒。
　　“那么你快喝干，好回家去，”他催促道。
　　“家！我哪里还有家？你要我到哪里去？”那个人冷笑说。
　　“你住的地方，我陪你回去，”他说。
　　“我没有住的地方，我没有，我什么也没有，”那个人生气地答道，突然端起杯子，把酒一口喝光了。“痛快！痛快！”他大声说。“我白读了一辈子书，弄成这种样子，真想不到！你知道我住在哪里？有时候我睡小客栈，有时候我就睡马路，我还在你们大门口睡过……”
　　“你喝醉了，不要多说，我们走罢，”他截断了那个人的话，一面站起来叫堂倌来把两个人的酒钱收了。他拉着那个人的膀子，接连说：“走，走。”
　　“我没有醉，我没有醉，”那个人不停地摇头说，不肯站起来。
　　“那么我们找个地方喝茶去，”他说。
　　“好罢，”那个人站起来，身子摇摆一下，又坐下了。“你先走罢，我多坐一会儿，”那个人痛苦地看了他一眼，有气无力地说。
　　“那么到我家去坐坐，树生还一直记挂你的太太，”他温和地说，刚说出“太太”两个字，他马上明白自己说错了话，便闭上嘴不作声了。
　　“你看我这样子怎么能到你家里去！”那个人说，两腮略略动了一下，接着埋头看看自己的胸膛，右手五根手指在旧棉袍的油腻的前胸上敲了两下：“我穿这样的衣服。”摸摸下巴：“我这样的脸貌。”又摇摇头：“不，我不去。我已经死了，你的老同学唐柏青已经死了。我为什么还要管这些？穿什么衣服，住什么地方，跟朋友有什么关系呢？朋友们都不理我，也好，横竖我已经死了，死了。”最后勉强笑了笑：“你回去罢，不要理我。啊，刚才你还说，你们都记挂我内人。你们都记得她，我怎么能够忘记她！”
　　汪文宣掉转头看了看四周，几张桌子上客人的眼光全向着他的同学。他脸红了。
　　“快走罢。那些人都在看你，”他低声催促道。
　　“看我？让他们看罢，我们都是一样，”那个人抬起头望着他，两眼射出一种类似疯狂的眼光，“到冷酒馆来吃酒的就没有一个快活的人。你也一样。”汪文宣听见这句话，忽然打了一个寒噤。他仍旧低声在催促：“不要说了，我们走罢。”
　　“势利，势利，没有一个人不势利！”那个人只顾自己地说下去。“我把人看透了。我那些老朋友，一年前我结婚，他们还来吃过喜酒的，现在街上碰见，都不理我了。哼，钱，钱！”勉强做出轻蔑的笑容。“没有人不爱钱，不崇拜钱！我这个穷光蛋！你死罢，最好早点死，我活着有什么意思！好！”忽然站起来：“我跟你去看看大嫂。我内人活着的时候就说过要到府上去拜望大嫂，现在……”说不下去开始抽泣了。
　　汪文宣拉着那个同学的膀子走出了酒馆。两个人在人行道上走了几步，同学忽然站住，说：“我不去了。”
　　“那么你到哪里去呢？”他问。
　　“我也不知道。你不要管我，”那个人坚决地说。
　　“柏青，这样不行，你到我家里去住一晚罢，”他同情地劝道，又把那个人的膀子拉住。
　　“不！不！”那个人摇头说。
　　“柏青，你不能这样，你该记得你从前的抱负，你振作起来罢，”他痛苦地大声说。他只想哭。
　　他们又往前走了几步，刚刚要转进他住的那条街，那个人忽然固执地大声说：“不，我要走。”又说：“你放我！”挣脱了他的手，那个人就跑下马路朝对面跑去。
　　“柏青！柏青！”他失望地唤着。他要跑过去追那个人。他听见一阵隆隆的声音，接着一声可怖的尖叫。他的眼睛模糊了，他仿佛看见一辆大得无比的大卡车在他的身边飞跑过去。
　　人们疯狂地跑着，全挤在一个地方。就在这个十字街口马上围了一大群人。他呆呆地走过去，站在人背后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但是他觉得一个可怖的黑影罩在他的头上。
　　“好怕人！整个头都成了肉泥，看得我心都紧了，”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说。
　　“我说象这样的地方，根本就不应该行驶卡车。这个月辗死好几个人了。前天在小十字辗死一位年轻太太，那才惨！车子也是逃掉了，还跌伤一个警察，”另一个声音说。
　　他醒了过来。他明白了。他恐怖地、痛苦地叫了一声。但是他的喉咙哑了。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他一脸。他心里难过得厉害。他浑身发冷。
　　他悄悄地离开人群走回家去。没有人注意他。只有一个声音伴送他到家。那个熟习的声音不断地嚷着：“我完了，我完了。”
　　他推开房门。电灯相当亮。妻一个人坐在书桌前看书。她放下书抬起头看他，脸上现出惊喜的表情，亲热地问了一句：“你又到冷酒馆去了？”
　　他点点头，过了一会儿，才费力地吐出一句：“我做了一个梦，一个可怕的梦。”
　　母亲从里屋跑出来，大声说：“宣，你回来了！”
　　“什么梦？你怎么了？休息一会儿罢，”妻温和地说。
　　他想答话。但是那声可怕的尖叫还在他的脑子里震响。他的精力竭尽了，他似乎随时都会倒下来。他努力支持着。两对急切、关怀、爱怜的眼睛望着他，等待他的答话。他一着急，嘴动了，痰比话先出来，他的心在燃烧。
　　“血！血！你吐血！”两个女人齐声惊呼。她们把他搀到床前，让他躺下来。
　　“我完了，我完了，”他迷迷糊糊地念着那句可怕的话，脑子里还响着那声尖叫，眼泪象水似地流下来，他觉得他再没有力气挣扎了。他顺从地闭上了眼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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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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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他一晚上不停地做着可怕的梦。早晨醒来，他疲倦，发烧，四肢无力，心神不安。
　　母亲和妻不再争吵了，她们一样亲切地看护着他。下午医生来给他诊病。是一位中医，还是妻去请来的。妻相信西医，主张请大川银行的医药顾问，可是母亲坚持着请中医。他不愿意得罪母亲，妻也只好让步。她到他服务的图书公司去替他请了病假，又到大川银行去为自己请一天假，然后去请医生。医生张伯情是他母亲的一位远亲，在这城里行医三四年，也还有一点名气，每次到他们家来诊病，除了车费外，并不另收诊费。他自己因为这个缘故，更赞成请中医诊病。“西药多贵！只要少花钱就好！我哪里来那些钱呢？”他这样想道。
　　医生是一个和善的老人，仔细地把着脉，问着病情，又用温和的调子安慰病人和家属，说这是肝火旺，又加上疲劳，并不是肺病，养息几天就会慢慢地好起来。
　　妻不大相信医生的话，母亲却很相信。他则是将信将疑。但是无论如何医生使他们三个人都心安了。他渐渐觉得中医也很有道理。“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地看病吃药，怎么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呢？”他安慰自己地想着，他又看见了一线希望，死的黑影也淡了些。
　　妻出去买了药回来，母亲拿来煮给他吃了。吃过药，他睡了一觉。他睡得不好，老是觉得透不过气来。
　　傍晚时分，他的热度加高，他又落进了可怖的梦网里。庞大的黑影一直在他的眼前晃动，唐柏青的黑瘦脸和红眼睛，同样的有无数个，它们包围着他，每张嘴都在说：“完了，完了。”他害怕，他逃避。他走，他跑。多么疲倦！但是他不能够停住脚。忽然他走进了荒山。他看不见人影。他也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。天黑了。他在黑暗中摸索。好累人的旅行啊！忽然他看见了亮光，忽然四周的树木燃烧起来。到处是火。火燃得很旺，火越逼越近。他的衣服烤焦了。他不能忍受，他嘶声大叫：“救命！”
　　他醒了。他躺在床上，盖着棉被，一身都是汗，口里发出痛苦的呻吟。
　　“宣，你怎么啦？”妻坐在床沿上，埋下头唤他。“你心里难过吗？”她温柔地问。
　　他叹了一口气，望着她，并不回答。过了一会儿他低声问她：“你下班多久了？”
　　“我今天请了一天假，不是跟你说过吗？”妻惊讶地说。
　　“我忘记了，”他答道。接着他加上一句解释：“梦把我弄昏了。”停了片刻他再说：“我梦见……好象是……我那个老同学给汽车压死了。”
　　他骗了自己，把真实当作梦景了。
　　“老同学？你说哪个？”妻惊问道。她慢慢地伸过手去摸他的前额。前额润湿，热已经退了。
　　“唐柏青，我们在百龄餐厅吃过他喜酒的，他太太生小孩死了，我前不几天才跟你讲过，”他吃力地说。
　　“是，你跟我讲过，我记得。你不要多讲话，不要想别人的事情，你精神差，先前还在发热。你再睡一会儿罢，”妻温柔地安慰他。
　　“我怕睡着了，又会做怪梦，”他象小孩似地诉苦道。
　　“不会的，你什么也不要想，你安心地睡。我在旁边陪着你，你不会做怪梦，”妻含笑地对他说。
　　“妈呢？”他又问。
　　“妈在煮饭。你睡罢。等会儿又要吃药了，”她说，把头掉开不再看他。
　　过了半晌他忽然说：“请你给我倒一点茶。”他并不真想喝茶，不过想跟妻谈话。
　　妻倒了大半杯热茶来，他抬起头就在她的手里喝了三口，说一句“谢谢你”，又把头放下去。
　　“你可以再睡一会儿，”妻说着站起来，去把茶杯放在方桌上。
　　他刚闭上眼睛，又睁开。他偷偷地望着妻，不让她觉察出来。但是过了十多分钟，他忍不住了，又喊着妻的名字，又对她说话。
　　“树生，我看我的病不会好了。”他说。
　　“你又在胡思乱想了，”她柔声责备他，脸上露出好意的微笑：“医生不是说吃两副药，静养几天就会好吗？”
　　他停了片刻才说：“可是你并不相信中医。”
　　妻一时答不出话，后来便说：“可是妈很相信啊，况且他是你们的亲戚，不会对你说假话。”
　　“这个年头哪个不说假话啊！”他苦笑道。“我知道我的病，我这个身子拖不到抗战胜利。也好，我活着不但不能给你们帮忙，我只会累你们。”他好象在自言自语，最后声音变了，他突然闭了嘴。妻注意到他在淌眼泪，她心里也不好过。她只说了一句：“你不要这样说，”便用力咬自己的下嘴唇。
　　“还有妈年纪大了，生活又苦，脾气更不好，有时候多发几句牢骚，希望你能够原谅她，她的心是好的，”他哀求地往下说，他吐字慢，不象刚才那样激动。
　　“我知道，”她说了三个字，埋着头，伸过右手去捏住他的左手，她也想哭。
　　“谢谢你。我现在睡了，”他似乎放心地说。
　　电灯光孤寂地照着这个屋子。光线暗得很，比蜡烛光强不了多少。那种病态的黄色增加了屋子的凄凉。他闭着眼，半张开嘴，一张瘦脸好象涂上一层蜡，显得十分可怜。
　　她仍旧捏住那只手不放松，仍旧坐在床沿上，用寂寞的眼光看各处。同情和爱怜使她苦恼。但是另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在搔她的心。
　　“为什么我们应该过这种曰子？”一个不平的声音在她的心里说。
　　她觉得右手里捏的那只手非常软弱无力，并且指头发冷。她想抗议：“这就是他忍受的报酬！我不能——”
　　她吃惊地看他一眼。他轻微地吐着气。现在他似乎舒服多了。似乎并没有噩梦惊扰他的睡眠。她轻轻地放开他那只手。她又伸手去摸他的前额。她站起来，伸了一个懒腰。
　　隔壁传来一阵沙沙的语声。从街中又传来几声单调的汽车喇叭声。老鼠一会儿吱吱地叫，一会儿又在啃楼板。牠们的活动似乎一直没有停过。这更搅乱了她的心。她觉得夜的寒气透过木板从四面八方袭来，她打了一个冷噤。她无目的地望着电灯泡。灯泡的颜色惨淡的红丝暖不了她的心。
　　“这就是我们的生活，永远亮不起来，永远比不下去，就是这样拖。前两三年还有点理想，还有点希望，还可以拖下去，现在……要是她不天天跟我吵，要是他不那么懦弱，我还可以……”她一个人自言自语，这次她皱起了眉头。她心里更烦，她不知道怎样安放她这颗心。她在屋子里踱起来。但是踱了几步，她又停止了，她害怕脚步声会惊醒他。
　　半掩的房门突然大开了，母亲捧着饭锅子进来。
　　“她也在吃苦啊，”她看见母亲那种吃力的样子，不禁这样想道。
　　“他睡了？”母亲的憔悴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，脸向着床低声问她道。
　　她点点头，小声回答：“这回好象睡得还好。”
　　“那么让他多睡一会儿，等他醒来再吃药罢，”母亲说：“我们先吃饭。”
　　她和母亲对面坐着吃了一碗饭。母亲的胃口不好。她觉得寂寞，觉得没趣，在饭桌上勉强和母亲讲了几句话。
　　“她都受得了，她似乎就安于这种生活，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呢？”她暗暗地责备自己，可是这并没有减轻她的寂寞之感。
　　“为什么我总是感到不满足？我为什么就不能够牺牲自己？……”她更烦躁，她第二次在心里责备自己。
　　但是这一晚终于平静地过去了。
　　第二天起他的病势稍微减轻了。树生仍旧每天到银行去办公，不过上午去得较晚，午后下了班便回到家里来。她暂时断绝了同事间的交际。她帮忙母亲烧饭，有时候还照料他吃药和吃早饭、晚饭。晚饭后他不想睡觉时，她还陪他谈些闲话。她谈着她那个银行里的种种事情，她什么都谈，就只不谈时局。
　　中药似乎很有功效。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地好起来。母亲当着妻的面称赞中医高明，妻并没有反驳，只是微微一笑。其实有效的药倒是妻的态度的改变。他需要的正是休息和安慰。
　　“曰本人究竟打到了什么地方了？”他觉得病渐渐好起来、精神可以集中时，就常常想着这个问题。但是他不敢问她，他害怕听到一个令人心惊的回答。有时候他也注意地看她的脸色，他想从她的表情上猜出战局的好坏，但是这没有用。在这些天里她常常给他看到她的温和而愉快的表情。偶尔他看见她在沉思，但是她马上就用笑容掩饰了一切。她不再跟母亲吵架了。他有时也看见（当他闭着眼或者半闭着眼假寐时）她们两个人坐在一处交谈。“只希望她们从此和好起来，那么我这次吐血也值得，”他也曾欣慰地这样想过。
　　一天妻下班回来，很兴奋地对他说：
　　“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贵阳大轰炸全是谣言，独山失守也是谣言，曰本人根本就没有进贵州。”
　　她灿烂地笑了，他喜欢看她这样的笑容。
　　“真的？”他高兴地吐了一口气，用感谢的眼光望着她。“明天我倒想出去看看，”他慢慢地说。
　　“你才只睡了五天。至少你要睡上十天半月才好，”妻劝他道。“你只管养病好了，别的事情你一概不用管。”
　　“钱呢？”他问道。
　　“我有办法，你不必管它，”妻回答。
　　“不过多用你的钱也不好。你自己花钱的地方很多，小宣也在花你的钱，”他抱歉地说。
　　“小宣不是我的儿子吗？我们两个人还要分什么彼此！我的钱跟你的钱不是一样的？”她笑着责备他道。
　　他不作声，他找不出话来驳她。
　　“前些天我们行里在闹着调整待遇，后来因为湘桂战事搁下来了。现在又在说，战事好转以后就要实行调整。调整后我的收入可以增加三分之一，所以多花点钱也不要紧，”她看见他闭上嘴在沉思，便又含笑解释道。
　　“不过这总不大好，我过意不去。想不到我活到这样大，连自己也养不活，”他沉吟地说。
　　“你怎么这样迂！连这点事也想不通。你病好了，时局好了，曰本人退了，你就有办法了。你以为我高兴在银行里做那种事吗？现在也是没有办法。将来我还是要跟你一块儿做理想的工作，帮忙你办教育，”她温和地安慰他。
　　“是啊，曰本人打退了，我就有办法了。”他喃喃地自语道。
　　母亲端着饭锅子进来了。
　　“妈，让我来，”她走去迎母亲，想从母亲手里接过锅子来。
　　“你快去看看宣的稀饭，不要烧焦了。这个我自己会弄，”母亲摇摇头说。但是她仍然拿了一张旧报纸放在桌上给母亲垫锅子。
　　他望着妻的背影在门外消失了，他感激地暗暗对自己说：“她仍然对我好。不管我多么不中用，她仍然对我好。这个好心的女人！只是我不好意思多用她的钱。她会看轻我的，她有一天会看轻我的。我应该振作起来。”他想了一会儿，忍不住出声念着她刚才说过的话：“时局好了，曰本人打退了，就有办法了。我将来还是回到教育界去。”
　　“你要什么，宣？”母亲以为他在对她讲话，便过来问道。
　　“我没有讲话，”他摇头说，他好象刚刚走进一个梦境，就突然被他母亲唤醒了。这个阴暗寒冷的房间能够给他什么希望呢？
　　母亲还立在床前，她伸手摸了一下他的前额，轻轻地问道：“你现在觉得怎样？”
　　“很好，”他答道。“我觉得药很有效。”
　　“明天再请医生来一趟，”她说。
　　“不必了，我已经好了，”他说。心里却想道：“我哪里有钱看病吃药啊？你真要我靠村生过曰子吗？”
　　妻进屋来照料他吃了稀饭。电灯突然熄了。“怎么今晚上又停电？”他扫兴地说。“他们总不给你看见光明，”他诉苦地又加了一句。
　　“光明？你现在也要光明了？”妻说。他不知道妻是在赞美他，还是在讽刺他。
　　母亲点燃了蜡烛，又走出去了。屋子里亮起来。但是摇曳不定的惨黄色的烛光，给每一件东西都抹上一层忧郁的颜色。两只老鼠穿过屋子赛跑。楼下有一个女人用凄凉的声音给小孩叫魂。
　　“光明，我哪里敢存这个妄想啊？”他叹口气断念地说。
　　“你不要悲观，你好好养病罢。你还有一道药要吃。我去给你弄来，你吃了药好早点睡觉，”妻柔声安慰道。
　　“不，你自己先吃了饭再说。其实吃不吃药都没有关系，我知道你并不相信这种药。你吃过饭再给我吃药也好，也许这种药很有用处，我觉得今晚上人好多了。我有点怕吃这种药，真苦啊。不过也有人说药越苦越灵验。妈相信这种药。她的世界里就只有我同小宣两个人，偏偏我又不中用。”他勉强笑了笑。“你快去吃饭。妈怎么不进来？她还在弄菜吗？她一定是在给我弄药。她真是太好了。你快去看看她。你们快点吃饭罢。我可以闭上眼睛睡一会儿。”他又笑了笑。“你快去！我今天很高兴，战局好转，也免得大家逃难；不然我这个身体会累坏你们。”
　　妻走出了房门。他的眼光无力地向屋子四周移动。烛光摇晃得厉害。屋里到处都是阴影，他什么也看不透。他痛苦地叹了一口气。
　　第二天妻回来得很早。她锁住眉头，疲倦地走进屋来，招呼了他和母亲，勉强地一笑，就默默地在书桌前坐下了。
　　“你怎么今天回来得这样早，还不到下办公时间？”母亲问道。
　　“行里没有事，坐着心烦得很，所以我早退了，”妻没精打采地答道。
　　“你今天没有什么应酬罢？”母亲无意地问了一句。
　　“没有，”妻摇摇头；过了片刻，她又说：“今天消息不大好，大家都没有心肠办公。”
　　“究竟怎么啦？”母亲变了脸色问道。
　　“听说独山已经失守了。又说曰本人已经过了独山，就要到都匀了。”
　　“那么我们怎么办？宣又在害病！”母亲慌张地说。“你看曰本人会不会打到四川来？”
　　“我想也许不会。不过打来了，我们也只有逃难。我可以跟着银行走，就是宣的问题——”妻皱着眉头沉吟地说，但是母亲打断了她的话。
　　“你自然有办法。不过我跟宣，还有小宣，我们往哪里去好？我们赤手空拳怎么好逃难？偏偏小宣两个星期都没有进城，说是功课忙。宣又在害病，真急死人！”母亲只顾诉苦地说下去，她带着一种徬徨无依靠的可怜样子。
　　“妈，我的病差不多全好了，我可以走动，你不要担心。我们公司一定也有办法安置我们，”他忍不住提高声音插嘴说。关于公司的话，是他说来安慰母亲的，那只是他的妄想，话一说出，他马上看见了周主任的冷冰冰的脸孔和严厉的眼光，他的心就冷了半截。
　　“你们公司有办法？你太老好了！你对公司还有什么指望？我看那个周主任就不是个好人，他那对贼一样的眼睛真讨厌！”妻带了点气愤地说。“要是我有办法，我一定不让你在他手下做事。”
　　他知道她说的是真话。但是当着母亲的面说出来，这种真话伤了他的心，引起了他的反感。“为什么我不能在他手下做事？我是靠我的劳力吃饭的！”他分辩道。
　　“你的话不错。可是他给你吃饱没有？你应该记得你过的是些什么曰子！你甘心受他那种人欺负，太不值得！”妻说。
　　“记住有什么用？过去的横顺已经过去了，”他叹口气说。
　　“可是你还有将来啊，宣，你不应该灰心，”妻又说，她的声音突然变得非常柔和，眼睛里涌现了泪水。
　　她的声音使他吃惊，他感激地望着她的眼睛。
　　“汪先生！汪先生！”隔壁张太太的声音在门外响起来，把他的眼光唤到房门口去。
　　“请进来，请进来，”母亲连忙大声招呼。
　　张太太推开掩着的门进来。“汪太太，你今天下班早！”她没有想到会看见树生在房里。“汪先生今天身体好些了罢？”然后她又向着他的母亲：“老太太，你这两天够辛苦啊！”再后：“汪太太，汪先生，老太太，一定要请你们帮忙。要逃难，让我们跟你们一道。我跟我们张先生，带个两岁小孩，又是外省人，无亲无戚，逃难，没有钱，又没有车。他们的机关说不定随时都会撤销，不会带我们走的。万一东洋人打来，你们做做好事救救我们罢！你们本省人，到乡下去也可以，到别的县份去也可以。总之，我们跟着你们走，好不好？”她带着一种孤苦无靠的神情哀求道。
　　“事情还不会坏到这样罢，”他说，为了表示镇静，他勉强露出笑容。
　　“听说都匀已经失守，东洋人离贵阳只有几十里了，”张太太好象害怕人听见似地，做出严肃的样子压低声音说。“有人说还有一条路可以不经过贵阳就到四川来。汪先生，汪太太，实在要找你们帮忙啊！”
　　“张太太，你不要怕，都是谣言。事情不会坏到这样，”树生温和地说。
　　“这两天外面人心惶惶，我们张先生没有办法，就只顾吃酒，你们看怎么不叫人着急！好的，谢谢你们啊。小孩恐怕要醒了，我回去，有事情我再过来。谢谢你们啊。”张太太的苍白脸上现出微笑。但是这微笑并没有使她的双眉开展，也不曾使她额上的皱纹平顺。她轻手轻脚地走出去了。
　　“树生，那么你的消息证实了，”他小声对妻说，话里不带感情，好象这是一件跟他毫无关系的事一样。
　　“我也不清楚，不过陈主任劝我走，”妻冷冷地答道，好象这件事情也跟她不相干似的，可是实际上它正搅乱着她的心。
　　“走，走哪里去呢？”他极力压低声音问道。
　　“他运动升调兰州，今天发表了，他做经理，要调我去，”妻也极力压低声音说，她故意掉开眼睛不看他。
　　“那么你去不去？”他又问，声音提高许多，他无法掩饰他的慌张了。
　　“我不想去，我能够不去就不去，”她沉吟地答道。
　　“行里调你去，你不去可以吗？”他继续问。
　　“当然可以，我还有我的自由，至多也不过辞职不干！”她也提高声音回答。
　　“你一个人走了，那么小宣怎么办？宣又怎么办？”母亲忽然板起脸问道。
　　“我并没有答应去，我实在不想去，”妻坦然回答，母亲的话并没有激怒她。
　　“那么你也没有回绝他，”母亲不肯放松地说。
　　“不过我也说过我家里有人，我不便去。况且会不会调，还不知道。现在只是一句话。”妻的声音里带了一点不愉快，但是她还能够保持安静。
　　“你想抛下我们，一个人走，你的心我还不知道！”母亲仍然在逼她。
　　妻不回答，她走到床前，在床沿上坐下，略略埋下头看他。她看出了他的眼泪。她默默地抓住他的一只手，过了好一会儿，她才挣出一句话：“我不会走的。”
　　“我知道，”他点着头感动地说。“谢谢你啊！”过了半晌，他又低声说：“其实你应该走。你跟着我一辈子有什么好处？我这一辈子算是完结了。”
　　“你不要这样说，这是境遇，不能怪你。这两年你也苦够了。你先养好身体再说，”妻感激地安慰他。
　　“不怪我，又怪谁呢？为什么别的人又有办法？”他说。听见她这样安慰的话，他更不能压下责备自己的念头。
　　“这是因为你太老好，”妻微笑说，她的眼光里含着爱和怜悯。
　　老好！这两个字使他的心隐隐地发痛。又是这个他听厌了的评语！虽然她并没有一点讥讽他的意思。他不再作声了。他想着那个他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。“我不要做老好人！”“可是怎样才能够不做老好人呢？”“没办法。我本性就是这样。”这三句话把他的一切不乎和反抗的念头消耗尽了。他这几年的光阴也就浪费在这个问题上面。……于是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
　　“怎样，你又不快活了？”妻吃惊地问。
　　“没有，”他摇摇头说，他这时才注意到母亲已经回到小屋去了。
　　“那么，你再睡一会儿。我就在家里陪你。我不会一个人走的，你不要担心，”妻温柔地说。
　　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”他小声答应着，一面点点头。
　　她站起来，慢慢地走到一扇窗前，看下面的街景。窗户开在这所楼房的右面砖墙上。下面是一条小小的横街（其实只是小巷）。这所楼房比它四近的房屋都高，并没有墙壁和屋顶遮住窗内的视线。她也可以看见大街。大街是从山坡开辟出来的。迎着她眼光的正是高的一段。因此她能够看见几辆人力车衔接地从坡上跑下来，车夫的几乎不挨地悬空般跑着的双脚使她眼花缭乱。
　　“他们都忙啊，”她自语道，这是她随口说出来的，声音低，只有她自己听得见。她说这句话好象并没有用意，但是又象有很多意思。她心里仿佛装了不少的东西，但是又好象空无一物。她并不想看什么，却一直站在窗前望着尘土飞扬的马路。她觉得“时间”象溪水一样地在她的身边流过，缓缓地，但是从不停止。她的血似乎也跟着在流。
　　“难道我就应该这样争吵、痛苦地过完我一辈子？”这是她心里的声音。她不能回答。她吐了一口气。
　　忽然门上起了两下叩声。她吃惊地掉转身子。银行里的工友推开掩着的门进来。
　　“曾小姐，陈主任有封信给你，”工友把信递给她。
　　她拆开信，看完了信上的寥寥几句话。他约她到胜利大厦吃晚饭。她默默地把信笺撕了。
　　工友站在她面前，等候她的回话。“知道了，你回去罢，”她吩咐道。
　　“是，”工友唯唯应着，掩上门走出去了。
　　她把撕碎了的信笺揉成纸团捏在手里，背靠着窗站了一会儿。屋子渐渐地在褪色，但是夜象一管画笔，在屋角胡乱涂抹。病人的脸开始模糊了。他在床上发出急促的呼吸声。不知道他做着怎样的梦。母亲在小屋里没有一点声息。他们把寂寞留给她一个人！她觉得血在流走，不停地流走。她渐渐地感到不安了。“难道我就这样地枯死么？”她忽然起了这个疑问。她在屋子里走了几步。她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。她并不想去赴陈主任的约，她甚至忘记了手里那个撕碎的纸团。
　　母亲从小屋走出来，扭开了这间屋子的电灯，又是使人心烦的灰黄光。“啊，你还没有走？”母亲故意对她发出这句问话。
　　“走？走哪里去？”她惊讶地问道。
　　“不是有人送信来约你出去吗？”母亲冷笑道。
　　“还早，”她含糊地回答道。她略略埋下头看了看那只捏着纸团的手，忽然露出了报复的微笑。现在她决定了。
　　“今天又有人请吃饭？”母亲逼着再问一句。
　　“行里的同事，”她简单地答道。
　　“是给你们两个饯行罢？”
　　母亲的这句话刺伤了她。她脸一红，眉毛一竖。但是她立刻把怒气压住了，她故意露出满不在乎的微笑，点着头说：“是。”
　　她换了一件衣服，再化妆一下。她想跟他讲几句话。可是他还在睡梦中。她看了他一眼，然后装出得意的神气走出了房门。她还听见母亲在她后面叽咕，便急急地走下楼去了。
　　“你越说，我越要做给你看，本来我倒不一定要去，”她噘起嘴气恼地自语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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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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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她坐人力车到了胜利大厦。陈主任在门口等候她。他陪她上楼。他已经在餐室里定好了座位。他帮忙她脱去大衣，让她坐下来。他坐在她的对面。他含笑地望着她，看得她有点不好意思。她便开口先说：
　　“飞机票弄好了吗？”
　　“弄好了，大后天走，”他换了一个比较紧张的表情回答。
　　“很好，那么再见了。明年还回来罢？”她笑着说。
　　她这笑容使他不知道她的真意是什么，但是这鼓舞着他。他做出恳切的表情，低声说：“树生。”他唤她的名字，这还是第一次，以前他都称她为“密司曾”。她听见这个称呼，吃了一惊，脸微微红一下。他接下去说：“我刚才得到可靠的消息，敌人已经打进了都匀，看这情形是挡不住的了，还有谣言说贵阳已经靠不住了。”
　　“不会这样快罢？”她摇摇头说，极力掩饰她心里的恐惧。
　　“快得很，简直叫你想不到！”他差一点要把舌头伸出来了。这时茶房端上汤来，他连忙把嘴闭上，低下头拿起汤匙喝了两口汤。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　　“我吗？我往哪里去呢？我还不是留在这个地方！”她故意笑着回答。
　　“那么曰本人打来怎么办？”他又问。
　　“等他们打来再说。来得及就逃，来不及就躲到乡下去，”她故意装出不在乎的神情答道。她埋下头喝汤。
　　“这样不行，曰本人来，会到乡下找花姑娘的。你还是早走的好，行里的事没有问题。我有办法给你弄张黑市飞机票，你大后天跟我走，”他做出严肃的表情说。
　　“大后天太快了，我来不及，”她说，抬起眼睛看他，又埋下头去。
　　“你还嫌快？曰本人来得更快啊！”他着急地说。“这是一个好机会，错过了就不容易找了。我说的全是真话，现在局势的确很严重，请你早点打定主意。”
　　她并不作声。她开始在思索。丈夫的没有血色的病脸，母亲的憎恨与妒忌的眼光，永远阴暗的房间。……还有湘桂路上逃难的故事，敌人的暴行……这一切全挤到她的脑子里来。她的心乱得很，她无法打定主意。她不能再装假了。她放下汤匙，抬起头叹息地说：“我目前怎么走得了！”
　　“走不了？你记住这是逃难的时候啊。你家庭不是很简单吗？你还有什么丢不下的！”他说。他知道她有一个丈夫和丈夫的母亲，他也知道她丈夫多病，她又跟那个母亲合不来，他也知道她不大喜欢她这个家。他却不知道她还有一个十三岁的男孩。他也不知道她“丢不下的”还是那个多病的丈夫。
　　“太快了，让我多想想，”她摇头说，她不希望他再拿这样的话逼她。她不愿意马上就决定这个大问题。
　　“那么我明天早晨听回信，过了明天就难弄到飞机票了，”他说。
　　“等我想想看，”她沉吟地答道；但是接着她又摇一下头。“我看还是现在回答你罢：我不去了，”她含笑说。
　　“这是一个最后的机会，你不能放过啊，”他略略变了脸色说。“你不应该为你家里的人牺牲，他们都不关心你，你何必管他们的事。”
　　汤盆早已收去，现在换上了炸鱼。她低着头，不做声。
　　“树生，你多想一想。你不能这样白白牺牲你自己啊。你还是跟我一块儿走罢，”他恳求道。
　　“但是他们怎么办？”她好象在对自己说话似地说。
　　“他们会照顾自己，你不走对他们也没有好处。你走了，还可以给他们留一笔不小的安家费。”
　　“可是他——”她原想说“他在生病”，但是刚说出“他”字，她忽然住了口。应该说是那张黄瘦的病脸堵住了她的嘴。她不愿意在这个年纪比她小两岁的男人面前提到她的丈夫。这太寒伧了。
　　“在这种时候，你还想到别人，你的心肠太好了，”他连忙接下去说。“可是心肠好，又有什么用？你只有白白牺牲你自己，太不值得！”
　　他这几句话她听起来不大入耳，他冷冷地说一句：“不走也不见得就会死罢。”
　　“树生，你不知道，战局多严重。我并不是在跟你开玩笑，”他着急地说。
　　“我并没有说你在开玩笑，”她说，微微一笑，接着又说：“不过这里有千千万万的人，你为什么就关心我一个？”
　　“因为我——”他答道，但是她害怕听他说出下面的话，她已经明白他的意思，她脸一红，连忙用别的话打岔了。
　　到最后喝咖啡的时候，他们忽然听见邻座一个人说：“我决定全家搬回乡下去。你呢？不可不早打主意啊。”
　　“我才逃到这里来，已经精疲力尽了，还有什么办法呢？”另一个声音回答。“我们这些‘脚底下人’①，要逃都没有去处。”
　　
　　①“脚底下人”：当时重庆人常常称江浙等省的人为“脚底下人”。

　　“你听他们的话！”陈主任低声提醒她说。“可见时局的确严重。你非跟我走不可！”
　　“要走也没有这样容易，我有许多未了的事啊，”她须口答道，她有点害怕，她的心思更活动了。
　　“这个时候还管那些事情！你不必多讲了。你准备大后天走罢，”他激动地说。
　　“听你这口气，好象你要强迫我跟你走，”她微笑说，故意掩饰她的迟疑不决。
　　“当然，因为我关心你，”他用了颤抖的声音说。他伸过手来拿着她的一只手。
　　她埋下头不作声，慢慢地把手缩回，过了两分钟她忽然站起来，低声说；“我要回去了。”
　　“等两分钟，我送你回去，”他连忙说。她又默默地坐下来。
　　陈主任付了帐，陪着她走下楼。他们站在大厦门前。几辆汽车叫吼着一齐开到前面空地上来。人声嘈杂。盛装的淑女、贵妇和魁梧的外国军官从车中走出，鱼贯地往旁边跳舞厅走去。
　　“不象就要逃难的样子。我看那些话都是谣言，”她疑惑地说。
　　“谣言？你还不相信我的话？”他不以为然地说。“我敢说不到一个星期，这班人都会溜光的！”在他的脑中这个城市的前途是一片漆黑，除了毁灭，他再也看不见什么。
　　“可是走不了的人也很多，能走的究竟是少数，”她感慨地说，她又觉得她的丈夫很可怜。
　　“不管怎样，有办法走的人总得走啊，”他说。
　　他们慢步穿过汽车中间的小块空地，慢步走出了巷子。
　　“现在回家未免太早。我们散散步好不好？”陈主任提议道。
　　“我想早点回去，”她低声回答。
　　“迟一点也没有关系，你迟半点钟回家，不会有什么不方便。我想你在家里一定很寂寞，”他说。
　　她觉得末一句话搔着了她的痒处。她想拒绝他的提议，她想分辩说她在家里并不寂寞，可是她的心反抗。她咬紧嘴唇，什么话也不说。她的脚却顺从地跟着他的脚步走去。
　　夜并不深，可是显得十分凄凉。街灯昏暗，店铺大半关了门。只有几家小食店还在营业，虽不冷静，却也没有往曰那样热闹。寒风暗暗地吹着。路上的行人和车辆都带着怕冷的样子匆匆地逃走了。
　　“你看，一切都变了，”他带着一点威胁的调子在她的耳边说。“过两天还要更荒凉！”
　　她不讲话，只顾埋头跟着他的脚步走。她的眼前还浮动着胜利大厦门前淑女贵妇们的面影。“她们都比我幸福，”她不平地想道。
　　他们走过她住的那条街口，她甚至忘记抬头看一眼她的家所在的那座楼房。他们走向江边。他们顺着那条通到江边去的马路走着。马路蜿蜒地向下弯。他们转下坡去。在中途，在可以望到对岸的地方站住了。他们靠着石栏杆，眺望对岸的星星似的灯火。江面昏黑，灯火高低明灭，象无数只眼睛在闪动，象许多星星在私语。
　　就在这一段马路上，离他们有二十步光景，有一对恋人似的青年男女，也靠着石栏杆。两个人咕噜地一直讲个不停。
　　“我在这个鬼地方住够了，也应该走了，”他自语似地说。
　　“住在这里，觉得这里不好。到了别处去，又不知道怎样，”过了半晌她也自语似地说。
　　“无论如何总痹烩个鬼地方好。兰州天气好，是出名的，”他接嘴说。
　　“我要是去兰州，我的工作不会成问题罢？”她忽然问道。
　　“不成问题。包在我身上！”他兴奋地说。“那么你决定了！”
　　“我还是决定不去，”过了一会儿她才回答一句。他不知道她是在说真话，还是开玩笑。
　　“我们明天再谈去兰州的事，今晚上不要再提这种事情，”他连忙岔开说。“你看夜多么静，我真想写首诗。”
　　最后一句话差一点惹她笑出声来，但是她竭力忍住了。她含笑问道：“陈主任还写诗吗？”
　　“我新诗旧诗都爱读，也偷偷写过几首，写得不好，怕你见笑，”他带点慌张、也带点得意地答道。
　　“没有想到陈主任还是位诗人，我倒想拜读陈主任的诗，”她说。
　　“你不要再叫陈主任，你就叫我的名字，叫我奉光罢，”他央求道。
　　“我们叫陈主任叫惯了，改不过口来。还是叫陈主任顺口些，”她带笑回答说。她有点兴奋。她起了一点幻想，连自己也弄不清楚的幻想。
　　“横顺以后要改口的，”他想出这句双关活，他自己也很得意，故意停了一刻，才补上一句：“在兰州我是经理了。”他笑了笑。
　　“我们将来逃到兰州来，没有办法，向陈经理要碗饭吃，你不要板起面孔拒绝啊，”她也故意笑着说。
　　“将来？你不是大后天就走吗？”他半开玩笑地说。
　　她的身子微微颤抖了一下。她觉得他的热气喷到她的脸颊上来了。她便把身子移开一点。“我还没有决定啊。”接着又加一句：“我不能够丢开他们一个人走。”
　　“你不能放弃这张飞机票啊。而且你不应该为别人牺牲你自己。而且你先走，他们可以随后跟来，而且……”他着急地说，他把一只手突然伸出去轻轻搂着她的腰。她想避开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她觉得自己脸红，心也跳得厉害。她没有功夫分析她这时的心理。她极力约束自己。她打断他的话：“你看对岸，看江面，看我们周围，多宁静，多和平。大家都很安静，我们何必自相惊扰。你有任务当然应该走。可是我赶去做什么呢？”
　　“因为——因为我爱你啊，”他鼓起勇气激动地在她的耳边说。
　　这句话对她并不全是意外，但是她仍然吃了一惊。她浑身发热。心跳得更急。她有一种形容不出的异样的感觉。她不知道怎样回答他才好。她把头埋得更低，眼睛望着黑暗的水面。
　　“你现在知道我的心了。你还不跟我走么？”他还在她的耳边絮絮地说。
　　她看见丈夫的带哭的病脸，他母亲的带着憎恶的怒容，还有小宣的带着严肃表情（和他的小孩脸庞不相称）的苍白脸，她摇着头痛苦地说：“不！不！不！”他以为她在表示她不愿意跟他走，可是她自己都不知道这三个“不”字里含着什么意思。
　　“为什么还说‘不’呢？难道你不相信我？”他温柔地问道，一只手还放在她的腰间。他俯下头去，想看出她脸上的表情，可是他的头刚刚挨近她的脸，闻到一股甜甜的粉香，他就大胆地伸过嘴去亲了一下她的左边脸颊，同时放在她腰间的右手也搂得紧些了。
　　“不！不！”她吃惊地小声说，连忙挣脱他的手，向后退了两步，脸涨得通红。他也跟到她身边，还要对她讲话，刚说出一个“我”字，她忽然摇摇手说：
　　“我的心乱得很。你送我回去罢。”她又害羞，又兴奋，可是又痛苦；而且还有一种惶惑的感觉：她仿怫站在十字路口，打不定主意要往什么地方去。
　　“可是你还没有回答我啊，”他低声催促道。
　　她不作声。她的脸仍然发热，左边脸颊特别烫，心不但跳得急，好象还在向左右摇来摆去。她没有一点主意，她的脑子也迟钝了。江面上横着一片白蒙蒙的雾，她也没有注意到雾是什么时候加浓的，现在却嗅到雾的气味了，那种窒息人的、烂人肺腑似的气味。夜在发白，雾弥漫到岸上来了。雾包围着她。她除了他外，看不见一个人。那一对青年男女已经被雾吞食了。她有点胆怯。她仿佛听见一个熟习的声音轻轻说着：“我只会累你们。”她打了一个冷噤。她再说一句：“我们还是回去罢。”先前被引起来的那一点浪漫的情感已经消失了。
　　“时候还早呢！我们再找个地方坐坐好不好？”他说。
　　“我想早点回去，”她短短地说。“明早晨八点钟我在冠生园等你。”
　　“那么你明夭一定要回答我